但是，肖立群找来了贺杰，贺杰杀了张平康，老张进行了疯狂的报复，原本的平衡一下子被打破，整个事态都走向了不可控制的局面。
而他，在这不可控的局面里，加了最后一把火。
原本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，如果不为老张发声、不让贺委员的手从左安县缩回去，那左安县永远都不会好起来。
但在任平飞教训他的时候，他第一次反思了自己，思考自己是否做错了。
而今天，是他第二次反思。
他开始想，如果自己那时不冲动，起码还能在没有肖立群的左安县待两三年，能带着百姓们再上一个台阶。
他做错了吗？
两辆军用皮卡车护送着路昭到火车站，四名战士又一路送着他，坐了一天火车，抵达首都。
由于路昭刚刚发生过意外，出于保护证人的需要，邓组长出发前和他商量过，让他暂时不要回家，也不去单位，待在首都专案组成员的视线范围内。
路昭没考虑多久就答应了。
反正他这会儿被停了职，是个没事可干的闲人，待在哪儿都一样，索性专心协助专案组把左安县的系列案件办完。
他向原单位报告了这个情况，经过领导同意后，邓组长就安排了他回首都的去处——左安县案件的专案组在首都也有成员、有办公地点，待在那儿比较安全 。
这会儿火车一到首都，战士们直接把他送到了专案组所在的单位办公大楼。
路昭提着皮箱，和几个陌生的办案组员一一见了面，他们就把他安排在大楼的留置处暂时住下。
左安县的办案进展，比路昭预想的要慢一些。
他从六月待到七月底，一个多月下来，首都这边的专案组的成员们天天都在加班，有不少领导被请来谈话，然而案件几乎没有太多进展。
因为这案件被路昭一把捅翻了，曝光的内容太多，闹得太轰动，上级高度关注，要求彻查。
而要彻查，里头的复杂关系网就得一条一条缕清。而且左安县的好些案件时间跨度很长，有些证据已经不在了，要靠四处走访、谈话取证。
等这十来年老百姓受欺压的桩桩案件都水落石出，才能一个一个找准责任人，才能进行定罪量刑和组织处理。
路昭就耐心地等着，配合着专案组的工作。
他刚来的半个月被严密地保护着，每天只能待在自己的小屋里，三餐有人送来。
送餐时也不开门，就从屋门上开的那个小窗户递进来。想看书看报，也是从这里递。